从私人讲学到地方文教：王安石与铜陵学风溯源

　　王安石的从私私学活动对各地文教产生了深远影响，铜陵学风的人讲形成与王安石的教育实践密不可分。北宋宝元二年至庆历四年间，地方王安石应铜陵望族胡省一之邀，文教王安游历铜陵，石铜并在灵窦泉旁筑“逢原堂”讲学。陵学他提倡“经世致用”的风溯教育理念，反对空谈，从私强调学问应服务于社会现实，人讲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铜陵士人的地方治学方向。此后，文教王安王安石推行科举改革、石铜编纂“三经新义”、陵学创新太学制度，风溯其教育理念与铜陵文教发展一脉相承，从私塑造了铜陵“尚文重教”“求真务实”“崇德明义”的厚重学风，使该地科举兴盛，人才辈出，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

　　一、王安石与铜陵学堂建设

　　（一）王安石在铜陵的教育活动

　　嘉靖《铜陵县志》记载铜陵县文庙儒学“始于宋”，即指王安石于铜陵的讲学活动。据县教谕徐观《尊贤堂记》记载：“自唐翰林李白读书于五松山，文采灿然，闻其风者，莫不兴起，涵泓演迤，迄于宋王安石藏修于大明寺”，说明王安石在铜陵的教学活动延续了李白以来的文化教育传统，为当地氏族“重视教育、兴修学堂、耕读传家”提供了范本。

　　“逢原堂”教学实践孕育出王安石后期诸多教育改革思想。他在《胡氏逢原堂》阐明了学堂建设的目的：“前日辟书堂，名之曰逢原。有志在古道，驰情纂高贤”。诗中“逢原”二字，取自《孟子·离娄下》“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寓意学问要从根本做起，循序渐进。“有志在古道，驰情纂高贤”，表达了他求贤若渴，期望为国培育人才。

　　（二）“逢原堂”对铜陵地方文教的影响

　　“逢原堂”对铜陵地方文教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改变了当时铜陵社会风气，由“先时，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产，卒无就，邑豪以为谚矣，莫肯命儒者”，转变为“深哉堂名意，推此宜勉旃”。铜陵氏族开始重视教育，家族学堂兴起。另一方面，它推动铜陵氏族由原先重视一家、一族之教育，转变为重视地方文教，“官办民建”由此始也。嘉靖《铜陵县志》记载：“宣德七年，侯为政已六年矣，化行信孚，县以无事，侯知民力之可用也，乃作而倡之。”氏族积极响应知县号召，包揽学堂建设，逐渐形成“毫发不干公帑费，栋楹争赴义门财”的重教之举。

　　王安石在朝推行教育改革时期，尤其强调“经世致用”教育思想的重要性。他在《挽舜元胡著作郎》盛赞胡舜元：“德行文章里闬宗，姓名朝野尽知公。”开篇即提“文章治世”之说，这与他主持变法，提倡改革科举，使考试更加注重实际治国能力的思想高度契合。万历《铜陵县志》详细记载了县学内容：“至夫以忠信为基，以礼义为垣，六经为门户，诸子为庑舍，辞藻为丹漆。”说明王安石“经世致用”教育思想流传后世，历久弥新。

　　二、王安石影响下的铜陵科举成就

　　（一）胡舜元：王安石影响下的科举典范

　　铜陵科举成就源于王安石“筑堂讲学”，同堂之人胡舜元、汪澥等高中进士即是力证。徐观在《尊贤堂记》介绍胡舜元科举成就：“以言乎地产之贤，在王安石时，则有舜元胡公字叔才者，与公同砚席，登嘉祐进士第，历官著作郎。”此外，徐观还提到胡舜元敢于“上书诋新法”，揭示出其不为人情世故所羁绊的处世之道。王安石非但没有因此疏远同窗之谊，反而“作诗挽之”，亦可证明二人关系之莫逆。

　　此外，王安石在《送胡叔才序》还详细介绍胡舜元科举成功的艰难历程。初次科举失利时，“邑人之訾者半，窃笑者半”，但其父母“愈笃不悔，复资而遣之”。王安石以胡舜元科举为例，告诫读书人要有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为铜陵科举发展树立了标杆。

　　（二）胡氏家族的科举示范效应

　　胡氏宗族“重儒兴教”的示范作用，推动铜陵形成积极向上的登第之风。王安石从政后，多次在诗词、信件中大为赞赏胡氏重教之举，这在当时极大提升了铜陵科举在全国的地位与影响力，仅宋朝铜陵就有17人高中进士。嘉靖《铜陵县志》记载：“铜美之辉煌皇路者，昔有胡，今有佘”，表明胡氏家族科举范例，已然成为后世典范，影响深远。

　　徐观在《尊贤堂记》还提到：“在淳熙时，则有若三山林桷字子长者，昼日垂帘，庭无讼迹，增秩六考，政擅循良。在林桷后时，则有若东浙潘鋗字叔刚者，兴学校，课士子，修五松太白祠及荆公书堂，其政伯仲子长，信不诬矣。”胡氏之后，历代铜陵主官皆重视地方文教，推动铜陵科举成就薪火相续。

　　三、王安石与铜陵学风的形成

　　（一）“尚文重教”价值观的确立

　　王安石对铜陵学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他敢于打破原先“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在《送胡叔才序》提出“彼贤者道弸于中而襮之以艺，虽无禄与位，其荣者固在也。”倡导将内在修养置于外在功名之上，这种新思想逐渐为铜陵士子所接受，并恪行其道。徐观在《尊贤堂记》将李白、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在铜陵的活动视为地方文化传统，进一步表明“尚文”已成为铜陵地域文化风尚。

　　“重教”方面，王安石重点强调的是父母在教育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赞扬胡舜元父母“矫群庸，而置子于圣贤之途”的远见，这种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逐渐影响整个铜陵氏族，推动“重教”价值观的形成。万历《铜陵县志》记载，如佘氏家族“一门义聚千三百口，子孙以科第显，今为铜之著姓”，说明“重教”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是铜陵世家大族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二）“求真务实”教育理念的培育

　　王安石对铜陵学风的影响，其次表现在他善于创新教育理念。“逢原”二字折射出的是“木茂贵培本，流长思养源”的循序渐进原则，反对急功近利的教育方式。这种“求真”的教学理念在铜陵文教传承过程中得到延续，佥都伍文定在《下学勉诸生》指出“莫谓山川埋秀丽，只缘子弟少栽培”，同样倡导文教工作关键在于“求真”，追求根基扎实。

　　“务实”之论，在明朝表现最甚。县教谕杨泰在《赠耆老袁公重建明伦堂序》严正声讨“惟世恒人饶于财者，多不好施，有好施者亦非得正，或修佛寺，或建道观，徒费财力”的“不正”行为，赞扬袁思琼“捐金百两，易材僦工，撤旧鼎新”的“务实”之举，引导整个社会形成“求真务实”之风，破除“求神建庙”之举。

　　（三）“崇德明义”学风的养成

　　王安石对铜陵学风的影响，亦与他高度重视道德品行相关。他在《挽舜元胡著作郎》称赞胡舜元“侍亲存没皆全孝，报政初终必竭忠”，提倡将道德操守置于学问之上。这种“以德为先”的教育理念扎根于铜陵学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崇德明义”的价值认同。

　　万历《铜陵县志》记载乡绅佘志贵“尚义乐施，捐资建邑庠大成殿及郡庠明伦堂”，并因“有功学校，入乡贤祠”。都御史吴琛在《义翁传》记载“延请明师，以诲子侄，每以忠厚谦谨训诫”，这些都是王安石“以教育为治国之本”教育理念在铜陵地区的生动实践，形成了“崇德明义”的治学风尚。乃至清代，顺治《铜陵县志》仍强调“读书好礼，轻财重儒”的道德要求，显示出王安石对铜陵学风影响的持续性，贯穿于铜陵学风形成的整个过程。

　　王安石与铜陵学风形成的关系表明，文化名人的地方性活动可能会对区域文化发展产生跨越时代的深远影响，为地域学风形成提供思想借鉴和实践范式。（洪 民 作者单位：义安区顺安中学）